这一思维趋向与理气关系上以理为第一原理、心性关系上强调性体的主导性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突出理的至上性，内在地包含着强调必然的理论趋向。
[20]当然，出自荀子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本来也就是儒者的基本使命，因而从某种意义说二者本来就具有同质性，比如朱熹他们除了关注与皇帝的关系之外，一样关注并身体力行于美俗也即地方事务以及活动。道学与哲学之间不能划等号，这是不证自明的[①]，从整体动向观察，道学的兴起毫无疑问代表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宋初开始到仁宗朝大盛的古文运动是第一阶段，首先是以‘三代为号召，提出全面重建秩序的要求。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现代性话语才成为贯穿中国理论、制度和实践诸方面的主流话语，基于‘中国认同的中国理想图景问题才成为时代性问题。法律义务对内保障市民自由，对外维护世界和平。其二，所谓古者势与道合，后世势与道离，这明明是肯定‘道曾行于上古三代，其文献根据主要即在《孟子·尽心下》最后一章，而此章正是‘道统说的原型。理学系统中许多难解之处往往由此而起。[59]更何况，就像余英时所说的那样，现代儒学转型不在政治学而在伦理学[60]，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只单纯依靠法律就足够得以维系，更何况法律与道德在新的历史进程中还存在有一致性问题需要探索。
我当然不是说朱熹曾受到韩维或契嵩的任何影响，我甚至相信他完全没有接触过上引的文字。（《文集》卷二八《与留丞相书》，详其第七章《余论》节所引）这样强烈的政治‘党性恰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理学家集团勇往直前的精神。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大动摇的，是对他们文化知识优越感的摧毁。
而圣王的出现就意味着道统和政统的合一。正因为如此，官方意识形态在批判改造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资源的同时，展示了一种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很熟悉、很容易认同的新价值系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红色根据地，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17右派们对思想改造运动是这样认识的：这个运动对知识分子是使用极端粗暴的方法对待他们，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不加区别，把他们做人的起码的自尊心都毁减了。
六十年的红专大辩论中，有不少人热中于红落实到专上的口号，专是一种非政治化的指标，这样，知识分子的修身爱国报国的政治热情，可以在专业精神中体现……这样的理论很多，但其结果，是被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彻底性和纯洁性的理论家们一个个击退了，而对于那些追求思想彻底性和批判旧世界意识强烈的新一代来说，他们也不对这些理论发生兴趣。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压力，其重要原因是，它把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十分介意的专业服务、个人生活经历及态度等非政治化的问题，都变成是否道德的问题来加以讨论。
另一方面，儒家的成仁的道德理想，并不是终止于个人精神满足和受用，而是一种积极关怀人世间伦理教化和政治秩序的内在的资源。外部行为规范与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合一了，这就导致了外部标准的统统瓦解。因为他们也认为作为在旧社会受教育，并为反动政府服务过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改造自己。还有冯定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提出的正义冲动论，也是企图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英雄行为出于道德良知之间的关系。
2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是大陆思想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重要方向。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首先，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了政权。这样，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孔子的道德理想的核心是仁，而修身的方式是见贤思齐式的克己内省的修炼。文革中有一个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这就是人人都是批判家。
但同时在抗拒社会不公正地批评自己时，又表现得十分软弱。这样，随着外在标准的任意化或丧失，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的道德勇气也就沦丧了。
但由于两种价值系统内容上的不同，尤其是社会观上的不同，就造成了新传统中的用立场代替良知、及强化外在政治标准的政治化倾向。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政治表现好的标准，是反蒋抗美接受思想改造，后来是拥护三大改造，再后来是反右坚决，五八年时要拥护三面红旗（著名科学家写文章证明亩产十万斤粮是可能的），反右倾、四清，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斗走资派，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根据这一终极关怀及其修身模式，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可以来自于这三个层面，即内心的道德感、文化教养的优越感、和施展道德理想抱负的使命感。所以，对于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处于解构中的心性论必然是一击即溃。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他在新政权刚建立时匆匆从国外赶回中国，认真接受一系列思想改造。
清华大学著名专家张维就这么反省道：我们的学生离校后究竟给什么人服务呢？绝大多数学生留校后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的。在转变价值系统时，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主要应表现在批判自我和他人的政治表现中。
唐君毅将其归结为知识分子在强大的西方文明挑战面前而产生的自卑感。同时，一个出身好的人不能只凭借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他还必须通过学马列经典来完成道德修养。
二、道德勇气来源于知书达理，即文化知识。由此可见，这种立场——学经典——政治表现三者的关系，和传统的良知——读圣人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基本相同。
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以适合中国的国情。从文革以后揭露的事实来看，在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当然许多是由于他们当时的政治表现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但有相当多的人是与单位领导不合而被冤枉。可见，当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不同时，道德勇气的来源和表现方式都不相同。而这种传统在近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儒家内圣外王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来源有三个不同侧面，当这三个资源受到整体性破坏时，就会导致道德勇气的沦丧。在当年批判右派时，就把学习马列分为几种，右派们则是为他们反动阶级服务来学的，也就是企图以马列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
文革时，这种新传统进一步深入发展到，毛泽东号召用斗私批修的方法，使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而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道德理想。到一九八八年，更有不少文章直接大声呼唤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和参与意识。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化，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别在价值观上是与传统同构的文化系统。文革前,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确实甘愿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独立人格和道德勇气逐步丧失,这是一个事实。
他们必须去适应历次政治运动提出的最革命的口号，这样才会被认为有好的政治表现。修身模式也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发展成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道德勇气可以从人的内心开发和涌现出来。这种情况持续到一八四○年，中国突然面临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但中国知识分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受到了动摇，而且他们的文化优越感这一历史上作为道德勇气来源的最重要的来源，也受到了威胁。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
实际上，当知识不能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时，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并得到承认，就只能靠自己的政治表现了。思想改造运动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征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
荀子主张性恶论，那么道德勇气的来源就不能是与外部行为无关的人的本性的体现，而要通过外在规范的强制和道德教化的浸濡，并表现在对于外在规范性社会秩序（礼）和君主权威的热忱和捍卫上。在反右斗争时，不少右派是从马列主义原则来进行批评的。
本来，毛泽东刚上庐山时也准备反左。也就是说，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不断地修炼自己以成仁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
